澳门土地面积仅33.3平方公里，是名符其实的弹丸之地。但自它在1556年被葡萄牙殖民之后，数百年来有着许多称号——

在葡萄牙统治时期，澳门因为忠诚，葡萄牙国王给它封上“天主圣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eus）；主权移交过后，赌牌开放，林立的酒店赌场金碧辉煌，人们叫它做“东方蒙地卡罗”或“东方拉斯维加斯”。

但是近年，这些美誉很少再被人提起，取而代之是“北京的‘乖孩子’”和“‘一国两制’的模范生”。

澳门与香港同作为中国“一国两制”的实验场，但澳门在世界的能见度低得多。可是这些年，这个小城不断被中央点名盛赞，要香港向它学习——学习澳门“发自内心拥护‘一国两制’”、完善国安、“有事多商量、做事多协调”。

过去20年，港府相隔数年就陷入一次政治漩涡：2003年反对《基本法》“廿三条”立法、2012年“反国教”风波、2014年“占领中环运动”、2016年“旺角骚乱”，以及2019年的因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反修例风波”。与之相比，一早完成“廿三条”立法的澳门，给中国闹出的乱子少太多。

澳门问题研究专家谭志强对BBC解释，这是因为澳门政府角色从来都相当被动，“阿爷不出声我就不做事，一亩三分田，各自去耕作”，而且澳门人“怕乱”。所以当香港局势变差，有了“坏孩子”在旁，澳门就突然成了“乖孩子”。

事实上，澳门政府和社会之所以相对稳定，受到各种历史、社会、经济乃至地缘政治因素所形塑。今年是澳门主权移交25年，BBC访问多名澳门分析人士、文化工作者及传媒人，解构这个一国两制的“成功典范”是如何被实践出来？

殖民时代的亲北京社团与“代理人政治”

五年前，澳门回归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在《基本法》座谈会上，大赞澳门“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他指出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澳门人“有很强的国家观念”、“国家认同在澳门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栗战书的这番话被视为对香港的“指桑骂槐”，但他口中的“社会基础”，与澳门殖民历史有着深远的关系，澳门人的和顺性格也从此形成。

第一个影响因素，是华人与政治的距离。港澳研究专家谭志强说，葡萄牙殖民澳门近450年，“市民基本上是跟政治隔绝。”

在殖民时期的澳门，基本所有公务员都由葡萄牙派来的官员或土生葡人担任，华人无法担任科长以上的职位。所以社会发生大小事，市民依赖有声望的社团领袖、民间社团帮忙。谭志强形容，这叫“代理人政治”。

1966年5月，中国大陆掀起“文化大革命”，刺激澳港两地先后在1966及1967年发生“反殖斗争”（即“一二．三事件”和“六七暴动”）。但澳葡和港英政府的不同应对，成为港澳政治生态的分叉点——澳葡政府妥协投降，失去统治意志；港英政府坚拒妥协，平乱后大刀阔斧改革社会。

经历暴动，两地开始人心回归，不过澳门人回归的是亲北京社团，港人回归的则是港英政府。值得留意的是在澳门，这些社团慢慢取代了土生葡人的角色，走进体制。

第二个影响因素，是中国“六四事件”后的白色恐怖。澳门人也并非对政治事件完全无感，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民运，当年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戒严镇压，触发20万澳门人上街抗议。

可是6月9日，中国政府以“反革命暴乱”定性事件后，社团迅速调整立场，社会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发起声援的学生领袖被打、集会组织成员受压辞职或被解雇。当抗争成本变高，澳门人开始避免就政治事件发声。

谭志强形容，“最正确的说法，是澳门人（对政治）没有太多幻想”。

比起早在1950年关闭深圳边境的香港，澳门有更长时间接收大陆移民。谭志强说，当时人们偷渡到澳门，主要因为在中国内地“生存不到，好穷困”。但来澳以后临近主权移交，澳葡政府怠慢管治，“黑社会横行随街抢劫，搞得澳门鸡毛鸭血。”连生活都过不好，澳门人便少谈民主。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曾在1999年，针对港澳回归民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澳门市民满意葡萄牙统治，但香港则有近65%受访者认同英国管治。

主权移交是澳门人的盼头和转变，他们希望新特首何厚铧能像其父亲何贤一样，解决治安经济问题。何贤是澳门中华总商会前会长，在澳葡时期积极为华人争权，有“影子澳督”之称。

1999年12月20日，澳门主权移交中国，解放军部队在中午时份进驻，三万市民夹道欢迎——与香港凌晨时份低调进驻不同，外界普遍相信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能阻吓黑社会力量。

根据民调，有56.2%的澳门人对主权移交抱愉快乐观的心情，而在澳门政府管治一年后，72%人认同社会改变很大。

“不断发生的社运”与“掩口费”

澳门在主权移交后乘上高速快车，不仅治安有所改善，也因为赌权开放，经济得到史无前例的增长。根据澳门统计局数据，澳门人均GDP由2001年的15811美元，到2023年升逾4倍、达67529美元。

但在社会富裕的同时，楼价高涨、交通及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也相继浮上檯面。

社会稳定性，经常成为港澳比较的一个面向——外界普遍评价25年来，澳门尽管衍生各样社会问题，但未有发生像香港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廖志辉是澳门科普工作者，在硕士期间主力研究澳门工运。他指出，社会过去曾出现多番抗议潮，但它们来得快，消散也快。

这与抗议的诉求和公民社会薄弱有关。廖志辉举例，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及2008年“雷曼事件”影响，失业工人多次爆发街头示威活动；2014年，政府因推出高官离任补偿法案，给予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优厚退休福利，触发两万名市民上街游行、包围立法会。

然而与香港社运以政治诉求不同，廖志辉说澳门抗议背后的一个共通点，“是利益分配不平均”。而但凡涉及利益的问题，与亲北京力量关系密切的澳门政府很容易能以社会资源或个人关系去解决，“给你钱或者倾掂数（协商）”。

最经典的例子是从2008年起、每年向市民派钱的“现金分享计划”。2007年劳动节游行，警民发生冲突，一名警察向天开五枪，这个举动虽然在社会被嘲讽为开枪的“掩口费”，但市民却颇为受落。

前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曾撰文形容，这是政府的“分赃”策略，将富沃的赌收与市民共享，“诱使市民避免进行政治动员”。

除了政府能找对方法、缓解市民愤懑外，廖志辉也指出澳门人身份认同感不强，导致抗议往往未及香港“有组织、有延续性”，“没有身份认同，就很难去凝聚到一些（人去争取）有关利益以外的事。”

澳门资深文化工作者李锐俊认同这个说法。她感觉，澳门在赌权开放后，“开始进入一个‘暴发户式’的社会”，人们只专注赚钱，漠视城市的大兴土木和破坏。

在香港，不少保育事件成会为本土意识发育的土壤。但澳门情况不同，李锐俊说过去澳门没有本土教育，澳门人也对自身的历史陌生，很难对保育等议题产生共鸣——尽管澳门历史建筑群在2005年成功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他们（澳门人）来说，始终生活的改善才是最重要。”李锐俊表示。

澳门也有“坏孩子”的一面

从社会而言，澳门人适应大环境变化，形成“只谈民生不谈民主”的心态；在政治方面，议会内长期得三名民主派，完全翻不起波澜，这让澳门政府及北京省心许多。

但澳门传媒人崔子钊说，澳门表面上“很乖”，其实暗地里也有很多“坏表现”，遭到北京警惕和整顿。

第一件，是公民社会的觉醒。2014年，“反离补运动”在崔世安撤回法案后落幕。但崔子钊说，二十万人上街的公民力量，触动澳门政府的神经，开始收窄集会自由。

2017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澳门视察，发表讲话指澳门地方小人口少，“你乱不得，你也乱不起”。翌年，澳门即通过修改集会示威法——市民集会示威原只须以书面通知民政总署，后改为通知警察局长。

崔子钊形容，这是一个“意义很重大”的自由倒退，向警方通知集会变相对主办的市民施加压力，而当局的目的就是“不想再见到2014年的运动重演。”

另外在经济上，澳门“野蛮生长”的赌业也是北京的一大忧患。

澳门自2003年开放赌牌，博彩收益年年攀升。2013年，赌收突破3607亿澳门元，其中超过六成来自贵宾厅。但贵宾厅产业长期与走资、洗黑钱和网络赌博有关，崔子钊直指，“这件事大大地损害了中共的利益。”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打贪，赌业也被着手整肃。不过一开始，北京的做法相对温和：限制内地银行卡在澳柜员机提款额、多次收紧自由行签注，减少资金流失。但到2021年，北京直接出手整顿。当年11月，“赌厅之王”周焯华因涉跨境赌博犯罪，遭大陆发出通缉令，后在澳门被捕。

国际券商摩根大通发表研究报告，指澳门赌厅将承受毁灭性打击。“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博彩业对澳门带来经济繁荣的效果，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打了很多贪官，”崔子钊说在习的眼中，“博彩跟共产党的价值观相违背。”

中央定调下旨，澳门政府不得不降低博彩业占比。2022年末，六大博企获续新赌牌，承诺投资1188亿元，当中九成要花在非博彩项目。据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数据，2023年，全年赌收为1831亿澳门元，当中贵宾厅仅占不到两成半。

“上面吹什麽风，你就跟着吹”

“它（中央）可以限制自由行（签注）次数，需要的时候它也可以‘关水喉’（断绝经济），”郑明轩说，“澳门人要明白这件事，从来都不是我们掌握自己的命运。”

郑明轩是新澳门学社前理事长，这句话从他口中说出有一定说服力——2021年，他联合老民主派吴国昌共同参选立法会，后与其他22人一同被选管会以“不拥护澳门《基本法》与特区”为由“DQ”，被撤销参选资格。“DQ”名单中，还包括2017年首度当选议员的苏嘉豪。

澳门立法会一共有33名议员：14名直选、12名间选，还有7名由特首委任。整个议会内长年最多只有三个民主派声音，如今他们在选前全军覆没，消息震惊澳门全城。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前副教授余永逸曾推测，事情由北京主导。身为事件主角之一，郑明轩深明澳门从来没有主导权，“上面吹什麽风，你（澳门）就跟着吹。”

2019年后，“国家安全”成为北京指派给特区的首要任务。郑明轩说，即使澳门从来构成不了国安威胁，但当香港也立了国安法，“澳门不搞（点东西），就落后于形势”。

比起2014年，这次澳门政府行动像突然加速一样。2019年6月，《网络安全法》实施，全部电话须实名登记；两个月后，俗称“秘密警察”法案获通过，警权被扩大，执行国安任务人员可匿名；再之后有包含“谣言罪”的《民防纲要法》生效、具人面识别的“天眼”投入服务、“六四”集会被判定违法等。

即使有澳门人尝试举办默站声援香港示威者，澳门警方先以集会支持违法行为禁办。在原定集会当日，警方更部署过百警力，截查身穿黑衣的市民；最后拘捕七人。

“国家安全”之下，澳门政府变得极其敏感。郑明轩形容，这是政府“安全的策略”，“做多了未必有坏的，但是不做，那个unknown（未知）你控制不了。”

对于中国来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澳门则是相反，这里从来依傍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发展，无法摆脱“听旨”的角色。

“ 我们不可以否认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央的政策和中国的发展，几样东西加起来，澳门才会发达，同样澳门现在做的事，也要看着更大的环境去做，它不可以跟大环境唱反调。”

在这前提下，郑明轩不理解澳门为何会被封为“模范生”。“所谓的模范生，不是只是乖，是要拿高分的，澳门哪里高分呢？经济发展，不是你搞出来，是被动接下来，我们怎样对得起‘模范生’这三个字呢？”

但他很好奇，“如果没有香港这个‘坏孩子’，澳门还是所谓的‘模范生’吗？”

澳门典范，还能吸引台湾吗？

1982年，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原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让港澳先行起示范作用，最后实现国家统一。过去25年，北京一直高调表扬澳门的实践，这个成功典范，还能够吸引与对岸渐行渐远的台湾吗？

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方隅很直白地说，“台湾人并不怎么关注澳门”。

他以香港作对比，很多台湾人会去香港做生意和读书，“他们会存钱在香港的银行，或者是买保险、金融商品”。但澳门不是金融中心，“去澳门通常就只是单纯的旅游”，自然连结度和关注度比较低。

但撇除澳门有多成功，陈方隅说现时在台湾，“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讨论所谓的‘一国两制’”。12月5日，台湾陆委员发布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看法的民调，结果显示有86.7%受访不赞成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另有74.1%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他提到自2016年民进党上台执政，中国切断对台交流，同时军演变得频繁，台湾人对中国观感越来越差。加上2019年，香港因修订《逃犯条例》爆发大规模示威，翌年中国政府强行通过《港区国安法》。

陈方隅形容，台湾人目睹香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国两制’早就已经不存在，变成‘一国一制’了。”他还强调，“两制”的意义原是在于保障法治，以及特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跟中国不一样。

“澳门一直以来都很乖没有错，如果所有的政策立场、运行模式都跟中共是一样的话，那这个‘两制’其实也没有实质的意义。”

“不变形、不走样”

在接受BBC访问的一众分析人士中，只有廖志辉目前仍在澳门生活，其他均身处外地。

2020年，面对越发压抑的社会及政治气氛，李锐俊“没有办法再认同这个地方”，申请到台湾旅居。在两地生活对比之间，她再次看清澳门的缺失。

李锐俊说，在西方人眼中，“澳门是很特别的”。

澳门自16世纪开始已有西方文化传入，中西文化传统在这里碰撞融合，“这些文化特质的东西，在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但是她感到，这些东西自主权移交没有被重视，也没有被维护，“现在正正就是被削弱了，而且变得更加不独特”。

在文化上，她对消失中的澳门特色感到失落，认为日后的澳门只会变得像一些中国三四线城市一样。

但在政制上，郑明轩很有信心，25年后的澳门还会存在“一国两制”，因为澳门对于中国仍有价值。

“澳门仍然是一个（中国）走出去的跳板，不要小看这件事。它没有香港的规模那么大，但仍有很多中国人要搬钱、搬人出来，而澳门对私有的产权保护、资金进出的保障，是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只不过问题是，未来它会如何被理解和演绎。10月13日，澳门第六届特首在一人选举中诞生。现年62岁的岑浩辉为前终审法院院长，但他并非本地出生，引起外界热议这是“京人治澳”的开端。

一个月后，11月24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在香港发表演讲，指“一国两制”中的“港人治港”，不完全指香港只能由港人治理。“当然中央也要治港，不治港这个《基本法》哪里来。”他又指，全国人大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可以行使任何它认为应当由它来行使的权利。

郑明轩认为，“一国两制”走到一半，港澳的角色开始趋同，任务是要改造自己，以服务中国的利益、促进其国家安全。在未来，“一国两制”完全走样“不是没可能”，但他颇为肯定，“招牌一定还在，放心，一定会是成功典范，一定会是不变形、不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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